汕头，我们熟悉的城市，曾与深圳并肩成为特区，但如今却陷入发展困境。以潮汕商界领军人物李嘉诚为例，他通过基金会为家乡捐赠超过百亿港元，资金主要流向汕头大学、附属医院、老年公寓以及文化体育设施等，鲜有用于本地生产和实体制造的项目。这种现象反映了汕头四十年来发展不顺的根本原因：企业界普遍遵循着一个潜规则——商业、慈善与故乡应当区分开来。回乡捐款可获得良好的地方声誉，风险小且回报高，但一旦将经营迁回本土开厂，亲情与利益的纠葛会让人陷入两难。
早在八十年代，东南亚的华商就已看透这一点。那时，曼谷、雅加达的生意并不比港澳差，面对大陆的廉价劳动力，他们宁愿留出利润捐建学校，也不愿意将主业搬到一个人情关系重于契约的地方。这样一种旅游商业逻辑，从一开始就给汕头带来了发展上的困局。1979年，汕头被列为特区的那一刻，就注定了其发展“侨资救汕头”的藩篱。而这正是中央当年授予汕头的战略意义。
四大特区各有其重点：厦门对应台湾，深圳对接香港，珠海瞄准澳门，而汕头则得依靠全球两千多万潮汕籍侨胞。1980年，汕头的GDP接近11亿元，还是深圳和珠海的四倍多。但四年后，汕头却被深圳甩在了后面，GDP上升至23亿元，令人吃惊的是，这种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。
那么，问题出在何处呢？一个被许多分析忽略的关键数据是特区最初批下的面积。深圳的面积超过320平方公里，珠海仅有六平方公里，厦门也比汕头小。然而，汕头只有1.6平方公里，这个面积大约相当于三个天安门广场。即使将这些土地完全开发，获取的收益也难以比肩深圳。制度经济学强调，一个地方的改革能否成功，关键在于其“试错空间”。特区的根本在于其能打破既有规则，但汕头几乎没有足够的地盘进行实验与尝试。
尽管1984年特区面积扩大至52.6平方公里，但其内仍划定出大面积作为农业发展区，侧重于农产品的出口，这样的规划在如今看来实有争议。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，一个城市的崛起，依赖于领导层对其潜力的信任。深圳的决策者、投资者和投资环境都持有积极的信心，而汕头却显现出一种“半信半疑”的态度。这种态度的结果是，各种外商对汕头的信任逐渐下降，1983年底，深圳签下的外资合同数量为汕头的几十倍。
随时间推移，特区的管理与农业人口的矛盾进一步加剧。招商时的许诺未被兑现，影响了外商的信任度，逐渐形成恶性循环。发展进程中，一些重大失败的项目进一步削弱了汕头的吸引力。
2000年，汕头遭遇了一场经济风暴。国务院在潮阳、普宁进行税务整治，查出大量虚开发票现象，这一事件的虚开金额几近汕头全年GDP的七成。这一警示对于汕头未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打击，外商投资的信心未能恢复，加剧了城市的困境。